民眾應該不曾想過，早期蘇聯雖否認中華民國，但一度主動向台灣駐外機構，索取經貿、科技、新聞、文化等相關資料，積極尋求合作。（圖：shutterstock/達志）
上世紀六○年代中期，在中蘇衝突情勢逐漸升高之際，莫斯科對台北態度開始發生變化。早在一九六三年，蘇聯便以台灣為一個「主權國家」，而在部分禁止核試條約上簽字。此外，蘇聯並多次與台灣共同出席國際會議。一九六五年蘇聯駐日本大使館，不僅邀請台灣官員出席該館招待會，更派遣記者訪問台灣，與台灣進行直接接觸。此外，蘇聯刊物更一再刊登「中華民國」的國旗、國號，並稱蔣介石為「中華民國」總統。
這是五○年代以來，從未有過的現象。蘇聯駐外人員不僅在各種公開場合，主動與台灣官員進行攀談無所顧忌。蘇聯武官亦向台灣人員主動說明中蘇邊界衝突之詳情，甚至邀請台灣武官出席紅軍「建軍節」酒會。過去根本否認中華民國的蘇聯駐外使館，此時卻主動向台灣駐外機構，致送節略、照會等外交文件，甚至連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逝世之訊息，均正式照會台方。至於蘇聯經貿、科技、新聞、文化單位直接向台灣索取資料，尋求合作的情事更不勝枚舉。
六○年代初期，中蘇關係漸趨緊張，但對蔣介石堅決的「反共、反蘇」立場並未有太大影響。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一項聲明中，蔣氏仍堅持「中蘇爭執係毛、赫的個人之爭，其赤化世界的最終目標並未改變。」然而就在同年雙十國慶文告中，蔣的態度卻出現鬆動。他表示：「由於中蘇關係惡化，可以放棄抗俄之說法。」不久台灣便將「反共抗俄」口號中的「抗俄」二字取消。要知道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，任何口號用語的些微變化，其在政治上都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。換言之，台灣對蘇聯之態度，在六○年代末期已出現轉變。事實上，從一九六八年四月開始，台灣便發現蘇聯駐外人員，有主動與台灣駐外人員接觸寒暄情事。特別是在「珍寶島事件」發生後，這類接觸更趨頻繁、範圍也日益擴大。台灣當局根據蔣介石「不是敵人便是朋友」的原則，認為可與蘇聯人員接觸、交換意見，並傳達台方之看法。因而指示其駐外人員，可適度地與蘇方交往，惟須根據「暫行辦法」進行，並詳細呈報經過。
一九七一年率團退出聯合國的台灣外長周書楷，對美國作法一直「很不以為然。」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，周氏在接見美記者訪問時，率直地說，「美國如此對待我們（台灣），使我們只有發展與蘇俄關係。」並一再聲稱「為了國家利益，如果魔鬼能幫助我們，我們也要與魔鬼握手。」這些談話引起極大爭議，因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內閣改組後去職，其在任不足十四個月。事實上，早在其擔任駐美大使其間，台蘇駐美使館便開始有所接觸，雙方人員不僅私下往來，蘇聯官員甚至與台方人員公開攀談，特別是「珍寶島事件」期間，雙方接觸更為頻繁。所以周書楷的「聯蘇」主張並非偶然。在蘇聯駐外人員與台灣頻頻接觸之際，台駐墨西哥大使館成為雙方往來的重要管道，蔣介石派出精通俄語的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，前往墨西哥與蘇方外交人員會晤。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，當朱氏在墨西哥與蘇方密會時，台北駐日本大使館急電新聞局長魏景蒙，人在東京的《倫敦晚報》的俄籍記者路易斯（Victor Louis）申請簽證，希望訪問台灣，蔣經國在請示父親後得到批准。所以他認為路易斯訪台，應該與雙方在墨西哥的接觸有所關聯。在國際情勢敏感之際，蘇聯「最神秘的記者」路易斯要求來台，此人的身分背景和來台之目的，特別是他與蘇聯情報機構KGB的關係，自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（三之一，摘自770號《傳記文學》）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《翻爆》APP
《傳記文學》第770號 冷戰期間訪問台灣的一位蘇聯記者。
2026/07/25 09:08
轉載自中時新聞網: 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60725000002-260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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