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15日教宗良十四世簽署其首份AI通諭。（圖／歐新社）
近來人工智慧快速發展，已不只是科技革命，而是人類文明面臨的一場重大考驗。AI可以提升效率、改善醫療、協助教育與產業升級；但若缺乏倫理約束、社會治理與文明反思，也可能造成失業擴大、教育退化與假訊息氾濫，甚至降低戰爭門檻。因此，AI問題不能只交給工程師、企業家或政府官員處理，而必須提升到人類尊嚴、社會秩序與文明方向的層次來看。
5月15日教宗良十四世簽署其首份AI通諭（Litterae Encyclicae）:《偉大的人性，在人工智慧時代守護人的位格》（Magnifica Humanitas, On Safeguarding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Tim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)。早在1891年5月15日，教宗良十三世發布《新事通諭》（Rerum Novarum），回應工業革命後社會秩序動盪等問題。此次，教宗良十四世選在《新事通諭》135周年當天，簽署《偉大的人性》，並於十天後正式公布，具有高度象徵意義，等於指出今日AI革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，正如當年工業革命一樣，已成為新的「社會問題」，並要求建立全球性的倫理規範、監督機制與共同責任架構。
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，是機器、工廠與資本重組人的勞動；二十一世紀的AI革命，則是演算法、資料與自動化系統重組人的思想與倫理責任。教宗真正警告的不是科技本身，而是沒有倫理的科技。他所反對的，是把人化約為資料，甚至把戰爭化約為演算法決策。當人愈來愈像機器，而機器愈來愈像人之際，AI仍必須服務人，而不是支配人；人的尊嚴必須被維護，而不是讓人被機器、資本與國家權力共同工具化。
這種危險在最近美國攻打伊朗的行動中已開始顯現。AI未必直接「按下按鈕」，但它已在情報蒐集與武器配置等環節扮演角色，使戰爭從過去需要政治辯論與軍事評估的重大決策，逐漸變成由大量資料與演算法模型推動的高速流程。美國大型AI資料分析與國防科技公司Palantir，也在這類作戰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其相關系統可整合衛星、無人機、雷達與通訊情報，形成即時「共同作戰圖像」，並支援目標辨識、威脅排序與作戰協調。這說明AI已深度介入「從發現目標到決定打擊」的殺傷鏈，使人類指揮官可能被壓縮在AI設定的資訊框架與時間壓力之中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教宗發布AI通諭時，旁邊坐著一位極具象徵性的人物：Christopher Olah。他是Anthropic的共同創辦人，也主導AI助理Claude的開發，更是全球最強調AI安全與倫理邊界的主要倡議人之一。當日前川普總統將美國所有大型AI公司納入美國國防戰略框架時，Anthropic公司獨排眾議並拒絕參加，因而受到嚴重排擠。而Olah的出現，顯示教宗的核心警訊在於：AI若被市場競爭、國家權力與軍事戰略無限制推動，最終可能成為人類難以控制的「怪獸」。
同樣的，新加坡方面也所見略同。由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（SUTD）所發表的「AI倫理白皮書」強調，亞洲不能只是被動接受歐美既有AI治理模式，而應提出自己的文明觀點與倫理資源，尤其可運用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，回應AI時代的人性危機，更具體建議成立「亞洲AI與倫理研究所」（Asian Institute of AI and Ethics, AIAIE），結合產官學界與社會力量，推動應用研究、政策協調與跨國對話。這代表AI倫理不能停留在零散討論，而必須制度化、平台化與區域化。
在此脈絡下，「亞太綜合研究院」可以扮演台灣方面的重要角色。AI雖然是科技革命，但它引發的主要後果卻影響國家治理、兩岸關係、認知戰與文明價值重組等問題，亞太院也正與SUTD洽談合作，正將AI與政治學、經濟學及國際關係研究對接，再引入中華文化思想資源，以期形成具有東方特色與世界意義的AI倫理平台。
因此可知，教宗代表文明良知，Anthropic與Claude代表技術前沿的安全警覺，Palantir代表AI進入國家安全與戰場決策的現實，而新加坡與亞太院正進行中華文化與AI融合的對接。尤其台灣不能只把AI理解為半導體與產業升級，也應主動參與防止AI失控的國際倫理工程，為避免AI成為怪獸、降低戰爭門檻與維護人類主體性，做出具有亞洲特色與文明意義的貢獻。AI的發展當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人在AI時代還能不能保持人的特質與尊嚴。
2026/05/31 06:50
轉載自聯合新聞網: 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812/9536080?from=udn-ch1_breaknews-1-99-ne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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