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錫祥（本報資料照片）
賴清德總統提名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徐錫祥為檢察總長，遭立法院否決，賴總統仍指定徐代理檢察總長，引發議論。財團法人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」12日發表四點聲明，指賴總統指定被否決者代理檢察總長，變相架空立法院人事同意權，恐創憲法惡例；總統指定代理有高度適法性之疑慮，將「代理制度」作為政治籌碼，損害檢察公信，呼籲賴總統收回成命，並建請推動修法以完善制度缺漏。
司改會聲明如下：
一、指定被否決者代理檢察總長，等同變相架空人事同意權
依《法院組織法》第66條第2項：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任期四年，不得連任。」第4項：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，總統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其任期重行計算四年，不得連任。」
司改會認為，總統指定遭立法院否決的人選代理檢察總長，已架空了「國會同意權」的制度。從國會的角度來看，這是將「代理制度」作為一種政治籌碼，有逼迫國會不得不接受的效果。更甚者，如總統未來遲不提名新的人選，將對制度造成實質破壞。
二、將「代理制度」作為政治籌碼，將損害檢察公信
檢察總長經「總統提名、立法院同意」的程序，體現了民主政治下的制衡，可以防止單一機關獨攬其人事案；其中，皆不得連任的規定也突顯了「政治中立」與「檢察獨立」等重要價值。
總統若透過「指定代理」繞過國會審查，等同於在憲政體制上開了一個「後門」，讓總統能單方面決定檢察體系的領導者，縱使此一人選已明確遭國會否決。引發質疑的是，全台灣有如此多的資深檢察官，總統是否無法尋覓合適者代理檢察總長？為何需要引發極大爭議，偏偏指定被否決者代理？一位被民意機關明確否決的人選，仍令其強行代理，將背負著「政治安插」的負面標籤。
司改會理解在執政黨與國會高度不信任的情況下，賴總統對於國會行使人事同意權的程序及結果，抱持這高度的質疑與批判。因此，指定被否決者代理檢察總長，可能是一種政治上的反擊與表態。然而，無論如何都不應以損害檢察公信、破壞國會人事同意制度為代價。
三、總統「指定代理檢察總長」缺乏法律依據，存有高度適法性之疑慮，制度上有檢討必要
法務部次長於國會接受質詢時，指出其依據是《最高檢察署處務規程》第11條。但該條文字，是規定檢察總長本人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其本人指定代行職務之人。至於檢察總長任期屆滿時，如何指定代理人？是否得由總統指定？現行法律皆無明文規定。法務部上開見解之適法性，容值商榷。
在本次爭議前，固然曾有陳聰明因遭監察院彈劾而請辭，由馬英九總統指定曾勇夫代理檢察總長之前例；之後，又因黃世銘遭一審判決有罪後請辭，馬英九總統再指定林偕得代理檢察總長之例，然而此些前例皆無法律之授權，是否宜繼續援引？法律上並非毫無疑問。
檢察總長位居全國檢察體系最高地位，社會對檢察總長的期待，不只是「依法辦案」，而是要求其能夠抵抗各方面的壓力、維持檢察中立。鑒於檢察總長一職的重要性，其權力行使及職能不宜停擺，而此法律不備之闕漏，應有於法律中明定適當代理制度之必要。
過去之憲政實踐上之所以由總統指定，可能肇因於檢察總長作為特任官，其人事派令皆僅能由總統作成之故。然而，此一重要職位之代理，仍宜由法律明文規定。例如，《司法院組織法》第7條第5項便規定：「司法院院長、副院長同時出缺時，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一人代理院長；其代理期間至總統提名繼任院長、副院長經立法院同意，總統任命之日為止。」與此一規定相較，可發現「代理檢察總長」的人選並無類似之明確規定，致生高度適法性爭議。就此，司改會認為應就檢察總長之職能、提名程序未盡完善等問題，一併進行制度檢討。
四、指定甫經國會否決者代理檢察總長，欠缺民主正當性，恐創憲政惡例
過去總統指定代理檢察總長時，都是屬於檢察總長請辭而臨時出缺的情形，而非指定已遭立法院否決之人選，兩者非可相提並論，更無比附援引之餘地。事實上，因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，而導致本次檢察總長人事案未獲通過至出缺的情形，應是我國憲政史上之首例，如何妥為處理，不可不慎！
若要由總統指定代理檢察總長之人，在目前制度不完善、缺乏法律明文授權的情況下，本應特別謹慎。然而，賴總統卻反其道而行，指定甫經國會否決的檢察官代理，恐有創造刻意規避國會人事同意權惡例之虞，存有高度欠缺民主正當性的疑慮，本會深感不妥，為維護民主憲政，不得不表達反對意見。
因有上述正當性及適法性的高度疑慮，司改會鄭重呼籲賴總統收回成命，撤回指定徐錫祥為代理檢察總長之決定，切勿因一時之政治紛爭，造成檢察體系公信力及憲政民主之長久傷害。同時，司改會也建請相關機關應推動修法，補正此一重大的法律漏洞，盼能藉此機會進一步健全法治，以避免日後再生憲政爭議。
2026/05/12 21:17
轉載自中時新聞網: 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60512004616-2604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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