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的李登輝時代（蓋亞文化）
一九六一年春天，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公布一套新的農業基本法，對於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，如何兼顧保障農業與發展工業，實為施政一大挑戰；日本政府如何處理該議題，國府當局認為值得借鏡，因此農復會選派精通日文的李登輝專程前往日本考察。該年六月李登輝的日本之行並未遭到情治部門的刁難，當他停留日本時，壓抑於內心深處敏感的台灣主體認同，便在異國自由的氛圍中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。一九九○年代獲得李登輝倚重的旅日台灣史學者戴國煇，回憶起他在東京初次與李深度交流的情景，仍歷歷在目：當時戴以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總幹事的名義邀請李登輝，在七月一日前往該校農學院發表「台灣農業發展現況與展望」的演講。演講前李因前往他處拜訪學者而遲到一個小時，抵達會場後卻連一句道歉也沒說，讓現場久候的聽眾相當不滿。演講結束後李登輝在東大校園外下榻的旅館與戴國煇深談，他詢問戴的博士論文題目為何，戴回答他準備研究中國的農村與農業問題，李接著問為何不以台灣農業為研究對象？戴稱區區台灣未免太小兒科，李聽了大為不解，反駁說中國人才濟濟，「我們台灣人不是應該對台灣多下一點工夫嗎？」（三之三，摘自蓋亞文化《台灣的李登輝時代》）
也就是此次東京之行，李登輝在兩名當地台籍人士的安排下，密訪旅日台獨運動的代表性人物王育德。王的兄長王育霖畢業於東京帝大，李登輝在京都求學時曾獲得時任京都地方法院檢察官王育霖的照顧，二次戰結束後王回到台灣，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遇難，弟弟王育德則逃往香港，然後轉赴日本，加入廖文毅所主持的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」，後來因理念不合而退出，轉往學界發展。一九六○年二月，王育德與黃昭堂、廖春榮等人在東京成立「台灣青年社」，創辦刊物，積極鼓吹台灣獨立。李登輝利用前往日本公務考察之便，與當地台獨份子接觸，可說觸犯了政治大忌，著實需要一些勇氣。根據王育德的私人日記所載，李於六月十六日子夜時分，由黃昭堂與廖春榮陪同來訪，在一番晤談之後，王對李留下極大的好感，自記：「來到日本後，第一次遇到這麼棒的台灣人，對將來的獨立可寄予厚望。」兩星期後王育德回訪李登輝於其下榻旅館，兩人從晚上八點一直聊到深夜十一點多，當天日記裡，王又寫道：「台灣的經濟應該可以交給他，」並稱：「像他這樣的好男兒，台灣只要有一百個，要建設理想國度絕非癡人說夢。」還期待未來彼此能夠「滿是元氣地再相會」。
兩次陪同會晤的黃昭堂回憶道，李登輝之所以要拜訪王育德，主要是感念二戰期間在京都受到其兄王育霖的照顧，而彼此交流的話題都聚焦於台灣肥料換穀制度的不合理，以及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剝削，並未觸及台獨議題。儘管如此，李登輝冒著國民黨海外特務監控的風險與王育德兩次晤面，看在黃昭堂等海外獨派人士眼裡，他確實有過人膽識，令人心生敬佩，因而傾向於視之為內心契合的「非公開同志」。值此之際，入主白宮不久的美國總統甘迺迪有意改變對華政策，不但考慮讓中共加入聯合國，承認外蒙主權獨立的國家地位，還準備核發廖文毅入境簽證，允許其在美國各地活動，因而引發台北高層強烈的不安。在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遭受挑戰而出現不穩的時空背景下，李登輝願意冒險與海外獨派人士密晤，其實有一定的脈絡與邏輯可尋，然而李本人是否真心相信體制外的台獨運動有成功的機會，不無疑問；或許在他心目中，與海內外具強烈本土政治意識之人士交流，和透過具體行動展現對台獨的支持，兩者間不能劃上等號，而認同台灣本土價值，也未必一定要和黨國體制劃清界線，或許正是這種政治上的曖昧態度，這種「接近但不跨越」的姿態，讓李登輝在往後漫長的從政生涯裡，既能在各種政治光譜之間遊走，卻又屢屢招來藍、綠、紅乃至獨派等各種政治勢力對他的誤解與批判。（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《翻爆》APP）
2026/08/10 15:58
轉載自中時新聞網: 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260810002881-260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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